民族形式的探索

　　中国古建筑形式的继承问题一直是中国建筑师苦苦思考和不断研究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屋顶形式与高层建筑体量相结合的手法，充分体现国人豪迈的心情和要求，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一时期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和友谊宾馆堪称民族建筑现代化的典范，是由张博先生设计的，张博对中国民族建筑有着深厚的研究功底，对细部尺寸和图形了如指掌，运用自如。这些庞大的高层建筑与民族形式结合的恰到好处，比例、尺度、细部处理都非常得体，以至于后人都很难超越。

　　然而，在对民族形式的探索方面并不能保持在一个平静、慎重、突出重点的思路上，1994年结束的夺回古都风貌的运动，使成百上千的建筑头顶戴上了中国古建筑的亭子，亭子屋顶与建筑生硬地结合，以及对中国古建筑形式拙劣地简化和使用，使这一时期完成的一大批建筑成为垃圾，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严重破坏了北京的旧城风貌。

　　于1995年完工的北京西站工程，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可谓夺回古都风貌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是结束，主要原因是建筑在中央设计了一个三层屋檐的攒尖屋顶，这个屋顶部分实际上没有什么功能，甚至人流不能从室内直接到达屋顶部分，整个屋顶包括使用荷载设计重达5000吨，耗资8000万元。

　　现代主义建筑的探索

　　此外，对于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探索，在对夺回古都风貌厌倦之后，一批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在北京出现，有些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完成，如华润大厦--由美国HOK主持设计、南银大厦--由中国香港设计师严迅奇主持设计。但这种国际式建筑在北京旧城区是否能够被认可，是否在北京走向现代化都市的过程中，可以摒弃自己的传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还是中国的建筑师或多或少地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带入到创作之中，如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持设计，建筑的外窗划分依据中国古建筑窗极的步步锦形式，加以提炼，用铝合金材料设计成窗格形式，布置在玻璃墙面外，既突出了墙面光影效果和深度，又使整个建筑具有中国建筑的韵味特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朱小地认为，北京的现代化发展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了的，而传统的丧失又会使文化失去独特性，面对这样百思不得其解的矛盾用尝试来描述建筑师的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洋古董建筑形式的泛滥

　　其实，民族建筑的困惑，还有一种逆反现象，就是盲目引入西方古典建筑形式，因为西方古典建筑形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又很容易与高层建筑体量相协调，特别是对那些暴发户来讲，更能体现自己的“不凡”和“气度”。因此，在夺回古都风貌之风刮过之后，一批洋古董又粉墨登场，这应该说是中国建筑的悲哀。这些建筑如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东二环路的富华大厦，西直门外的凯旋大厦等。

　　在中国目前正流行的欧陆风格，即不管什么建筑统统加上一点西方古典建筑的线角，以示立面进行了处理，以示建筑对世人有一个外型上的交待。这样下去，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古都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克隆建筑

　　克隆技术代表着21世纪的高科技手段，然而在北京由于规划和建设部门都是在尝试着，一但有了成功的案例，就如同找到了真理，真理是不能突破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重复真理。 恒基中心屋顶被很多人认可，于是北京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建筑。

　　在北京长安街与东三环交汇处是非常成功的国贸中心，其简洁的造型，谦虚的材料与色彩的运用一直得到北京人的认可，然而在扩大规模进行二期建设时，规划部门和业主一致同意将二期工程建设成和一期工程一模一样的形式。如果推理，是不是其他建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还会这样简单地重复下去呢？值得深思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