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保障房都住了哪些人？申请条件有哪些呢？大家如果好奇，这篇文章就千万别错过。

当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成为大势所趋，预备在这样的地块上投资置业的购房者，与真正意义上的“穷人”为邻的概率会有多大?在广州，这一概率不到10%，未来或许更低。

数据显示：2011年4月28日，广州首宗竞配建地块成交。此后，广州市共计成交住宅用地259宗，其中配建保障房的地块为57宗，占全部成交住宅用地的22%。

广州在这些地块上配建的保障房面积共计201.63万平方米。数据显示：这些配建在商品房小区中的保障房，主要用作回迁房、政府性房源、公租房、定向宿舍等，其中有部分地块是回迁房和人才公寓或公租房混合。

规模最大的是回迁房。其中纯回迁房的配建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占比高达48%，成为配建保障房的主力。

规模仅次于回迁房的是政府性房源，配建面积约为36万平方米，占比约为18%。其次是人才公寓，配建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占比约为8.5%。另有大约2.2万平方米的面积，混合了人才住宅与回迁房，占比约为1%。

回迁房、政府性房源与人才公寓、人才住宅等，其保障对象显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统计显示，上述用途的房源已超过全部配建保障房的四分之三。

注意到，共有9宗于2014年1月以前出让的地块，未能明确标识用途。这部分配建面积约为30.5万平方米，占比约为15%。联系上其中两家开发商，对方均表示，该地块主要用于“高端人才住房”。

真正明确标识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的地块，配建面积不到7万平方米;另有大约9.5万平方米，混合了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与回迁房。即便二者相加，规模也不超过全部配建保障房的10%。

多名专家均认为：目前保障房的概念已经泛化，几乎已将所有政策性房源涵盖在内，其居住对象中，“穷人”并不多见。

数据显示：广州配建在商品房地块上的保障房，仅有2011年至2012年期间有公共租赁住房。自2012年11月之后出让的配建保障房地块，仅有一块地的用途显示为“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回迁房”，其余地块配建的保障房，全部为回迁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

一名接近广州市政府部门的人士表示：保障房并非不再安置“穷人”，广州仍有一些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工程尚未完工，政府仍将为“穷人”兜底，只是不再将“穷人”集中安置在商品房配建保障房的小区里。

保障房“充数”

所谓保障房，最初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

公开资料显示，在2005年，广州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界定是——具有城镇户籍且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上一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8287元。

真正符合上述条件的家庭，在广州并不算多。广州本地多家媒体都在2007年11月报道称：3148户“双特困”家庭已经分配至若干个社区中的廉租住房，当年12月起就可陆续入住。广州2005年统计在册的5643户特困户住房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

就在广州将上述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解决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过去后，中央政府提出保障房建设目标，从2009年的300多万套，提高到2010年的500多万套;到了2011年初，中央政府更是提出“未来五年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并明确2011年和2012年各1000万套。

目标层层分解，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是建设保障房的主力。公开资料显示：仅在2011年这一年，广州市就计划筹建保障房84959套。当时就有媒体质疑：建设这么多套保障房提供给谁住?

现在答案揭晓了，但这并非仅仅是分配公平的问题。

广州市扩大了保障对象的范围，将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663元、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困难家庭，纳入保障序列。根据2008年的测算，这部分人群共有77177户。公开资料显示：到2013年4月，广州市对外宣布，这部分人群也已经实现“应保尽保。

然而从完成任务上看，广州仍然需要更多的保障房。专家称：广州市为了完成保障房任务，多种性质的房屋都被拿来“充数”——这包括回迁房、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宿舍等等。广州甚至公开允许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单位解困房”，并试图将其纳入广州保障房序列。

据广州装修网了解，在实际操作中，“单位解困房”采用了变通的手段，即由政府建设保障房后，再分配给单位。

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专家称：在中国住房市场逐渐过渡到商品房市场后，双轨制的住房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来。对一些原本打算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单位，各地政府收集了信息，准备统一安排。当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些拥有土地的企事业单位，也开始要求政府为无房职工提供住房。

“相比允许单位自行建房，由政府统一规划和部署，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进行统一设计、建设和分配，显得更为有效、更为可控。”专家说。他考察了中国多个城市后发现：中部很多城市由于未能有效规范单位自建房市场，反而使得整个住房市场不够市场化，资源分配不够合理，当地商品房市场的发展亦较其他城市缓慢得多。

在各个城市都有明确的保障房套数要求下，这部分单位住房，最终成为保障房数据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保障房成为城市“发展工具”

随着保障房日益泛化，住进保障房的人群形形色色。袁先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保障房的作用已经逐渐从“促公平”转变为“促发展”。

与保障房制度对应的商品房市场，就像一个筛子。它用不同价格的房子，将拥有不同经济实力的人群“筛”到了城市中的不同小区——在一线城市，一路飙升的房价，已经将越来越多的人抛出商品房市场。

“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出现了断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指出，目前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已经不再平衡。

“在以前，接受了高层次的教育，对应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拥有不错的收入，并因此拥有住房、小汽车，从而拥有不错的社会声誉。”郭巍青说，“但是现在，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群，或许能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经济收入也不算太差，但相对于飙升的商品房价来说，确是远远不够的。”

这部分人群曾被称为住房保障的“夹心层”，若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依然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诸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若因高房价逼迫这一“夹心层”离开，城市竞争力将受到极大损害。

“以房留人”，因此成为各地政府争夺人才的重要策略——人才住房、人才公寓随之层出不穷。“这些保障房保障的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袁先生说。

一个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在2017年初，广州已经取消对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租房的收入和资产限制;这一政策又于2017年9月初惠及到来穗务工人员。广州公租房对这部人承租人的经济要求仅限于：“在广州无自有产权住房、未承租直管公房或单位自管房、且未在广州享受公租房保障。”

这一变化，在实际上挑战了人们对保障房“保公平”的认知。袁先生认为，应将这类“促发展”的住房，从名称上与“保公平”的保障房分离，比如将其划分为“政策性住房”。此外，这类“促发展”的“政策性住房”不应该挤占“保公平”的“保障性住房”指标。

这在深圳已有先例。2016年底发布的《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 十三五” 规划》显示：深圳市对现行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作出重大调整，将人才安居政策从住房保障政策中相对分离，形成以人才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为核心的公共住房体系。

深圳市政协委员、住房研究会会长称：“人才住房政策不应被视为人才的基本权利，而是深圳市对人才的奖励。也因此，人才安居住房和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要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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