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楼的要求是“能卖钱的都要”，其中最值钱的就是钢架。

拆楼的工友爬上爬下，好像玩杂技。

突击队员需要扛着一百多斤的氧气瓶上阵

砍砖也有砍砖的乐趣与收获

改行|上次突击建楼这次突击拆楼

12月12日，大风，郑州的室外气温降至-2℃。一大早，记者突然接到上个月在郑州高新区石佛村一起建房的工友的电话：“有活了，拆迁，活工(按天算)，一天二百，你干不干?”

换上厚衣服，戴上手套，记者与工友约在“老地方”——石佛村西头大石狮子前碰头。干活的地点并不在石佛，而是在几十公里外的上街。

一辆面包车，拉着包括记者在内的五名工友一起，在寒风中赶往上街。工地在上街工业路北侧的一个大院内，记者一行赶到时，已经有十几名工人在忙碌了，挖掘机轰鸣着把一栋栋楼房拦腰捣断，寒风吹起漫天灰尘，偌大的拆迁工地，犹如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的战场。

记者与几名工友被安排在一处已经被推倒的楼房边。“你们几个主要是把有用的钢架子都拆下来，能卖钱的都要，干吧!”包工头下达完命令后，钻进一辆越野车绝尘而去。“老板要去别的工地了，他承包了好几处工地呢。”一名与老板沾点亲戚的工友说。

这处楼房与记者在石佛村所建的一样——钢结构楼房，墙体全是水泥板和外表看似水泥板的刨花板，不能卖钱，全部拆掉当垃圾处理;楼板是铁皮，要小心拆掉，专门放一堆;最值钱的，是钢结构的架子，是这种楼房最值钱的物件，“要小心拆，一点儿都不能浪费”，包工头的亲戚说。

这些楼好多楼都是他们自己建的，所以对楼的结构都很熟悉。拆这种楼房，要先从最顶层一层一层往下拆，因为没有楼梯，上楼要依靠一个带四个轮子、可以四处移动的特制脚手架。记者爬上去负责中转，先要把一捆绳子盘好往上扔，再抓住绳子往楼上一层层爬，就像枪战片中的特工人员一样。

一层楼一个人，先在楼上把所有楼柱的接口切割开，在中间一个位置把绳子拴牢后，所有人撤离到地面，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拉绳子。“一、二、三!”随着几声吆喝，一层楼的钢架轰然落地，生生地被拉到地面上。

50岁的老刘反应有点儿迟钝，他和另外一名女工友被安排抬这些被拉下来的钢架，两辆大货车就停在旁边等着装车。“这些钢架其实都是新的，拉到加工厂再简单加工一下，又可以用在别的村庄建楼房了，这可比卖废品贵好几倍呢，你们拆的时间尽量小心些，别给弄弯了。”一名司机向大家讲解着诀窍。

记者干的是活工，一天200元，包吃包住。雇记者的是个小包工头，只负责拆房，他的上面还有二包和大包。二包不仅负责拆房，还负责建房，记者上次体验的一周建一栋楼就是他们的杰作。而大包则一般都在幕后，既负责协调建房用地，还负责协调拆迁补偿。“一层一层，各管一片，这里面水深得很，你们只管干好活就中了，别打听那么多。另外，还要注意安全，出事儿了，可是自己负责，没人会管你们……”开车回来的包头工冲着记者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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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随时都有危险随时会惹官司

中午的饭，就在工地上解决，包工头雇人拉来一大桶烩面和烧饼。大家顾不得洗手、洗脸，就着工地上飞扬的尘土，有说有笑地边吃边聊。“干活人不图好赖，吃饱就中。”一名工友说。不远处，几十栋新建大楼拔地而起，这些被拆掉的非法建筑，在赔偿过他们各自的主人之后，会有各式建筑在此扎根落户。

“真正的楼房，光地基都要打几个月，哪像咱盖这楼，纸糊哩一样，想想咱干这事儿，也够缺德的，建的楼就没住过人，建了拆，拆了建，咱挣俩出力钱，人家房东挣的可都是大钱，坑的可都是国家……”工友们边吃边这样议论着。

“别光想着挣钱，干这活像打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弄不好还得吃官司。”一名工友指着旁边一位叫雷国正的说：“干这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眼疾手快，更重要的是还要跑得快，但有时候，你跑都跑不了，不信你问问他。”

43岁的雷国正果真从口袋内掏出一张传票，记者在传票上看到“上街区人民法院”鲜红的印章，开庭日期是2015年1月27日。

雷国正说，他和拆迁的工友们都不缺官司：有的是干活中砸伤、砸死了，有的是掉下架或者自己不小心碰住了。“像我这官司，是想都想不到的，奶奶的，人不走运时，喝口凉水也塞牙。”雷国正恨恨地骂道。

原来，去年夏天，雷国正与自己的亲哥哥雷耀正以及几名老乡一起搞拆迁，因为不想多耽误一天时间，天本来已经黑透了，还有一些小活没干完，几个人商量着，干脆干完再放工。可就一眨眼的工夫，一名工友从两米多高的脚手架上踩空掉了下来，双腿粉碎性骨折，到医院治了几个月，花了几十万，现在还没好利索。

刚开始，他们在一起干活的5个人轮流去医院看望，还凑了几千元给他。可最后花钱太多了，又落了个六级伤残，这事儿可就大了。“我们都是出力干活的，谁有钱能管得了他的后半生?”雷国正与另外几名工友全都六神无主了。

“他向我们索赔50多万，谁能赔得起啊!”雷国正说。协调不成，工友的一纸诉状让他们几个工友十分委屈，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也不知道开庭后法院会怎么判。

去年一年，雷国正摊上了两起官司。除了这一起外，另一起已经“私了”，最终赔了人家4万多。“辛辛苦苦干一年，等于白干。”雷国正说，那是自己正在拆墙时，一名拉砖的工友开着三轮车突然从墙边过。赶巧的是，就在那一瞬间，墙倒了。那人连人带车一起被砸到墙底下，差一点出了人命。“都是下力人，人家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后来经熟人协调，赔钱了事，难啊!”雷国正叹息道。

突击队|干好了，以后再有活工头都会想着你

冬日的阳光更觉温暖，在工地上吃完午饭的工友们，有的躺在太阳下美美地抽着纸烟，有的抽空在工地上拣着铁丝头、螺丝钉，雷国正不知从哪里扒出一件实木三斗桌。

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在外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包工头回来时，工友们自觉地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伴随着铲车的轰鸣和电焊火光的闪耀，拆迁战场再次灰尘弥漫。

上街老铝厂南门，一个叫任庄的都市村庄拆迁任务重，要求当晚“一扫光”——所有地面上的建筑必须拆除完毕，不能有一处挺立的建筑。

“明天上午区领导要来检查，这是政治任务!”包工头一边给大家做战前动员，一边临时从工地上抽出8名健壮的工友组建突击队——每人现场发100元现金、一包帝豪烟和一副新手套。

记者被选进了突击队!“好好把握，你要珍惜这次机会，一般被包工头选中的突击队员，以后再有活他都会想着你，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干咱这行的不愁没活干，只要城市在，就要建楼，建楼前，先要拆迁，我们这一行会越来越吃香。”在开往工地的面包车上，身边的一位工友好心地给记者上起了政治课。

面包车停在三栋已被挖掘机捣得摇摇欲坠的住宅楼前，翻过粗壮的杨树和山一样的建筑垃圾，记者与工友们迅速占领了几个楼门洞。“两人一个单元，争取天黑之前拿下!”包工头下达命令后，大家一人抱起一个一百多斤重的氧气切割机开始钻进楼房。“门框、水管，凡是带铁的，都要。点火!”工友一边说，一边点燃切割机，开始切割。

见记者技术不太熟练，雷国正主动要求与记者搭班：“你把我割下来的铁管隔着窗户往下扔，千万要小心，可不敢砸住人。”

脚下的楼板开始剧烈震动，挖掘机开始在这栋楼上挥舞铁臂了。“快，楼快塌了!要赶在楼塌前把里面清理一遍。”雷国正一边熟练地切割着铁门、钢管，一边催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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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工头拉走值钱的，工友们拣点钢筋头去吃火锅

冬天的太阳走得早，还不到傍晚6点，天已经快要黑透了。一行人从最后一栋楼内跑出来不到十分钟，整栋楼“轰”的一声全塌了，大家的脸都成了灰黑色，一副新手套也已磨得露出了手指头。

“装车!”包工头再次下令，两辆大卡车不一会就被装得满满的。包工头满意地笑着给大家发钱：“干哩不赖，每人再给一百，地上的东西你们拾拾卖了去吃火锅吧，天冷。”

包工头押着两卡车废铁走了，大家开始摸黑在废墟中扒拉着有用的钢筋头、螺丝钉。“他们挣的是大钱，一包就是一栋楼，整栋楼多少钱，比如说是两万，拆的废铁卖了三万，人家挣了一万，我们工资才多少?我们挣的是出力钱，包工头也有赔的时候，有些楼如果建的时候偷工减料，拆的时候就没那么多铁，肯定就赔了。越老的楼质量越好，里面的钢筋也最多，一般赔不了。”几名工友一边扒着废铁，一边向记者讲解着拆迁中的生意经。

说笑间，几堆碎铜烂铁装进了工友们骑过来的三轮摩托车。“干活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有些适合我们卖钱的小边角废铁要特意放在一个地方，晚上包工头走后，我们一收拾，这就是火锅钱。”一名工友向记者讲述着拆迁里的油水。

坐上三轮车，一群人说说笑笑进了一个废品收购站。一转眼，两三轮车的废铁换成了三张粉红色的百元大钞。“走!吃火锅去。喝啥酒?还是牛二(牛栏山二锅头)吧?卖多少花多少，不分钱了，吃光喝净!”工友们说笑着进了一家火锅店。

酒足饭饱之后，记者提出想换个工种，大家齐声说：“跟娘们儿耍吧，砍砖去，一天也能挣一百多。”

奋斗|有人“靠砍砖砍出两套房”激励着不少工友

没人知道雷国正老婆的名字，大家都叫她“国正家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杀猪的翻肠子，嫁给搞拆迁的就得砍砖。”几杯酒下肚，吃着火锅的雷国正红着脸调侃道。

工业路的尽头，一栋二层小楼的拐角处，是雷国正的出租屋，“十多平方米，每月200元，以前儿子和闺女在家时在一起挤着住，现在孩子们都回老家上学了，就我们俩”。

记者来到雷国正家时，“国正家的”早就回来了，自己做了“糊涂”(周口方言，晚饭)喝。这位来自周口的女人没上过一天学，与丈夫在拆迁工地上认识并结婚生子，直到前些年孩子们开始入学时，才托人回老家办了户口，一次办了三个，她自己也结束了二十多年的“黑户”生涯。

出生在拆迁工地上的一双儿女随父母在郑州周边漂泊，没上过幼儿园，小学也上得断断续续。直到前年，大女儿开始上高中、小儿子要上初中时，孩子们才不得不回了老家。“在这儿上没学籍，也参加不了高考，只得回去了，孩子们刚走时我想他们想得发疯，时间久了，慢慢也就疲了。”“国正家的”叹着气说。

晚上借住在雷国正家，第二天一大早，记者被“国正家的”喊醒说：“起来吧，砍砖去。”她领着记者，走到一个名叫“朱寨新村”的小区门口说：“他们马上出来，我跟他们讲过了，咱的头儿在这儿住，人家靠砍砖砍出两套楼房了……”

“突、突、突”，寒风中，一辆农用三轮车开出小区，稍一停顿，记者与“国正家的”赶紧扒了上去，已经有五名妇女挤着缩在车厢里，清一色的口罩、围巾，看不清脸。

女人们 |我们各挣各的钱，免得生闲气

清晨的风刀子般地打在脸上，一群人说说笑笑中到了一处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工地上。三轮车司机停稳车，开始给大家分活：“你们两个，这一堆，你们三个那一溜……”

一把砍刀，一副手套，是砍砖工的工具。坐在冰冷的砖堆上，拿起一块砖快速地用砍刀四面砍净，随手扔在一边。“砍砖时不要用力过猛，把砖砍断就不值钱了。还要细心，一定要把砖上的水泥和白灰全部砍掉、砍净，砍不净装到车上被买主查出来是要扣钱的……”“国正家的”向身边的记者传授着砍砖要领。

砍一块砖一毛钱，自己砍的砖自己放一堆，砍够一车后，大家一齐装车，一车一般能装四千块，到晚上大家一起算账分钱。

工地上的砖分好多种，水泥墙扒下来的砖最难砍，最好砍的是围墙上扒下来的砖，一般是用泥垒起来的，很好砍，有时一天能砍两千块，但也最费手套，一天得磨烂两三副手套。“我们砍砖的最大的开支就是手套钱，一月要戴烂几百双，我们都是去批发，一批都是几百双。”“国正家的”说。

砍砖对时间要求不严，中午、晚上都是回家自己做饭吃，大家是一个小集体，常年在一块儿砍砖，三轮车司机是领头儿的，负责联系砍砖的工地，也联系卖砖，每天晚上都结清当天的账，只要砍的砖装上车，卖不卖都得给大家结清账。

“国正家的”带记者入伙的领头儿的叫禇德忠，他们在一起砍砖有四五年了，几乎砍遍郑州周边大大小小的拆迁工地。“砍砖一般都很固定，一要对脾气，平时在一起干活，开些荤的素的玩笑都不会生气;再一个是不能偷懒，爱耍滑的，一次、两次之后，第三次就没人带你玩儿了。”一名砍砖的妇女说。

领头儿的虽然挣钱比砍砖的多些，可也要承担风险。“我卖出去一块砖能净挣5分钱，给拆迁工地上的包工头要提5分，可我自己卖出去的砖有好几千元到现在还没要回来，你看看这欠条……”禇德忠递给记者一张名片。他的名片上，印着“专业拆迁，买卖旧砖，拆迁楼房、平房”字样。凭着砍砖，他在郑州买了两套住房：“第一套是六楼，我和老婆岁数大了，都嫌太高，去年又买了朱寨新村的这一套，一楼。”禇德忠的脸上，写满了知足。

禇德忠的老婆也在拆迁工地上砍砖，可她却不愿与老禇一伙，而“国正家的”也不愿与雷国正在一起干活。“我们各挣各的钱，这样更自由些，免得生闲气。”“国正家的”满脸幸福地笑着说：“我前天用自己砍砖挣的钱偷偷去商场买了一副金耳钉，你看，亮吧?”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记者手记

上个月，我入住石佛村，体验了一周建一栋楼的刺激。11月28日，大河报发出两个整版的报道，并在头版配了大幅照片。稿子见报后，读者反响很强烈。

在我最初准备体验工友们的生活时，我最担心他们的生存状态，担心他们有欠薪或找不到工作的，报社领导也指示我，尽可能利用媒体的优势帮帮他们。

随着体验的深入，我渐渐发现，我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一来他们都是现金结账，当天结算，从来不用担心会被拖欠工资;二来随着郑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郑州周边被拆迁的都市村庄越来越多，拆迁工人们从来不用担心没活干。

当然，记者的体验只是管中窥豹，是否所有的拆迁工人都能按时足额拿到血汗钱，还真不敢说，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了。

与记者一起拆迁的工友们，此前有开饭店的、跑出租的，还有批发水果的，自从转行搞了拆迁后，就再也不愿离开这一行了。虽然危险、辛苦，但钱多、自由、快乐，没有房租的压力，不用请客、送礼，想干了干，不想干了歇，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不同于我们的乐趣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