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情感与责任使然的交织中，红木家具已经不单单是文物、收藏品、升值品，更成为行业人的记忆和希望。

人与木与生俱来的情感

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人与木的情感与生俱来。业界普遍认为，西方建筑是石文化，而中国建筑是典型的木文化。从雕花长廊到斗拱结构，从木质房梁到大殿立柱，家具也从与建筑的和谐共生中找到灵感——使用天然木材、采用榫卯结构、木头的天然肌理，成为最好的修饰，这都为日后红木家具的出现和流行奠定了基础。

在古人的意识中，家具与建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古至今，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几乎都以木材为原料。木材体质坚实，而且经济合理，且与建筑的造物观念基本一致。

在汉代《三礼图》中，就将建筑和家具作为封建王朝的一种基本体制。而到了明清时期，来自南洋的优质硬木出现，红木家具初次在历史上亮相，黄花梨便首先受到了文人的赏识。宋代以后，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完成了席地坐转向垂足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流行的明式家具是随着明代江南书房建设而流行起来的，也是从书房中走出来的文人家具。以“木中之王”紫檀为例，因其质地如缎似玉、色泽耀眼逼人、沉穆典雅而一直深受皇宫及达官贵人的喜爱。

对于红木家具而言，其木材的特性，决定了整件家具的气质;正因为世人先注重“表面功夫”，才将不同的材质赋予不同的意义和才情。红木之于人的情感，始于木之于人的情感;不管收藏家、学者、行业人，对于古典红木家具的情感，都首先来自于对木材最感性的认识和感动。

“大隐隐于古”带来心灵归宿

任何事物的流行，最开始都来自于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喜好，并将这种喜好发扬开来。从以“文人家具”定位的黄花梨，到皇宫贵胄独享的小叶紫檀，这些红木家具都是来自文人雅士以及权贵最初的喜爱，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效仿。对于当代人来说，在收藏、研究红木家具时，一个绕不开的情感因素就是对红木家具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认同。

著名作家、知名收藏家海岩是有名的黄花梨家具藏家。在海岩看来，我们今天继承了古人对明式家具的一种审美观。痴迷，不仅来自于对家具本身的喜欢，同时，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也是“定情”于古典家具的主要原因。按照海岩的说法，进入互联网时代，面对现实的焦虑感，收藏反而是一个避世的清静去处。除了隐居，还有一种就是大隐隐于古，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传承、把玩、研究，让收藏者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乐，带来一种隐居和遁世的快乐，除却藏品的积累、财富的增值这些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宿。

海岩说：“传统家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反映着古人的一种生活习性，对中国人的礼仪姿态、审美情趣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怎么把它认识好，怎么把它往下传，对今人来说十分重要。我觉得对于一个统一的民族情趣的认同，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认同，才能够实现对整个民族的认同。”

红木行业期待情感认同

红木家具的文化需要传承，除了收藏界和学界的考究，更多的是做仿古家具，从事红木行业的人。对于行业人而言，对于红木的情感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财富积累之上，更是红木文化传播的重要一脉。

红博馆总裁曾永杰说：“红木行业人不仅要对红木家具喜爱、了解，更需要对整个行业理性看待和规划，只有保持平衡心态，行业才能发展长久。”

古典家具专家张德祥也表示，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黄金十年，红木材料的开采、进口成本较低，很多企业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行业真正发展好，需要从业者正好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理解古人留下的设计智慧，吃透、领悟、推敲、锤炼，真正了解古典家具文化，宁静致远，行业未来才能健康发展。

■ 人与红木

红木收藏让我“穷困潦倒”

●海岩，著名作家，知名红木收藏家

十几年前单位福利分房，装修的时候我想在西式客厅里摆上一两件中式家具，就和同事跑到香河去买家具，看上一个官帽椅，但因为种种原因没买。回来时经过燕莎附近的元亨利店面，同事当时还劝阻说：“这店不能看，里面是卖黄花梨和紫檀的，看了就不愿意买别的了。”我当时不信，坚持进去看看，没想到，看进去就拔不出眼了。

如今，黄花梨家具之美无需多言，其文人气质不知让多少人拜倒，我已经痴迷于此，无法自拔。最近几年，黄花梨的价格一路飞涨，我也曾经“以藏养藏”，但基本上只进不出。碰见实在喜欢的，就会去找一本图录，因为实物已经买不起，已经被“淘汰出局”，甚至现在职业收藏家都不买了。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拍卖会举牌，后来一个收藏家朋友告诉我：“海岩，整个场里只有你一个收藏家，其余的都是资本家。”

一个人如果真正喜欢上了收藏，就会变得特别没钱。对于家具痴迷的对立面，就是对其他物质的疏离，甚至吝啬。要是说花100万元买一件家具，我会觉得是捡漏了，但要说花100元买一条裤子，我就会很犹豫。以前我不太理解张伯驹为了一幅画，就把自己的宅子卖了，他老婆不给他钱，还躺地上不起来，当自己喜欢收藏之后，才真正理解他的心情。

“匠人”是制作者至高的荣誉

●张正基，名佳红木董事长

我对红木家具的热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流在血液里的。我的父亲是大漆匠，祖传十三代了，可以称为红木世家。我小的时候，星期天、寒假暑假就是跟着我父亲到工厂去，基本上就晃荡在这个工厂里面，现在我对花梨木的香味还是很敏感，远远地花梨木放在那边，我就能闻到它特有的香味。我刚刚做学徒的时候，差不多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极品小叶紫檀，那木头刨光后，表面极亮，感觉这个木头看上去有金属感，就像天上的星星般夺目耀眼，牛毛纹密集漂亮，看到这种木头，人自然而然会激动起来，没有任何工艺的加工，看上去也很舒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好木材几百年来受到皇宫贵族的喜爱，一直到现在，普通老百姓都在追崇。

15岁的时候，我跟我干爸爸学习雕花，我干爸是雕花的老师傅，我爸爸是大漆老师傅，他们二人的关系比较好。后来，父亲送我到上海工艺美校读书，开始学校生涯。回到父亲的工厂后，我干过家具设计、销售，直到后来自己开工厂，创建了“名佳”这个品牌。

因为是工匠出身，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家具的技艺，在别人看来，“工匠”可能自身社会地位不高，但是一件好的红木家具，除了材料好，还需要工人的精雕细琢，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所以，我特别乐意把自己定位成“匠人”，我认为这是对一名红木制作者至高的荣誉。匠人费时费力，就是让家具精美绝伦，“天然去雕饰”，例如榫卯，不单单是机器开榫，匠师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手工精密加工，即使家具曲线经过“削圆”处理，方截面倒转180度，照样能做到严丝合缝、扣合紧密，雕刻的时候用工具一笔一画地雕，枯燥重复的动作，才能力求达到传神的境界，还有打磨、擦漆这些程序，都是要细致、重复，才能做出精品。

红木文化传播是事业也是责任

●曾永杰，红博馆总裁

在进入红木行业之前，我本人其实对红木家具接触不多也并不是很了解。2010年进入红木行业之后，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接触红木家具的文化与底蕴，另一方面，更是从宏观行业的角度在学习了解。对于我来说，红木文化的传播更像是一项事业、一项责任，在这个行业从事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感触较多的可能是自己从中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与生命力，而我直接的变化就是性格与内心变得更“静”。

红博馆要打造的是中国顶级红木文化品鉴交易平台，推动的是中式古典文化交流平台，我们在推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亲身感受过不少从业者，在行业的起伏中沉沉浮浮。在我看来，红木行业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有其发展的正常市场波动，而我们始终需要保持的是对事业的专注与平常心。就像红木家具一样，一件绝世家具的做成，少不了精心的选材、细致的工艺以及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成分;红木行业做好，也需要做家具的沉静和耐性。我见到很多红木技艺传承人，还有一些起步不错的红木企业，因为追逐资本的贪婪等而让自己及企业深陷泥潭而荒废了专攻。红木行业就像红木家具，看似古老，实际上历久弥新，非常有生命力。希望行业人能够摆好心态，学会静，用专注的态度，共同将红木行业传承好发展好，共享发展成果。

红木家具承载历史和文化

●张德祥，古家具学者、收藏家、鉴赏家

1949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我爷爷特别喜欢古董，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经常接触到一些古旧的东西：清代四王的山水画、康雍乾时期的古瓷、光润的红木书桌……耳濡目染，喜欢古董成为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事。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踏入社会，当时社会经济的窘迫、文化的单调荒芜，感觉整个社会是一片灰色，一下子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十分迷茫。偶然的一次，我在路边被一段太师椅的残片吸引住了，那残片在阳光下发出不可名状的光泽，当时的我，联想到那些东西曾经是人们优雅、温馨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仿佛一下子有了生命，唤醒了我内心对古家具的爱恋。自此，我开始收旧家具的历史。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为了多长眼力、用有限的工资尽可能地买自己喜欢的家具，从最初常跑信托公司、文物商店、硬木家具厂，发展到通州、香河，后来一直延伸到河北、山西。所受的风霜与艰辛，已非常人所能体会。残件虽不如整件完美，但它将古家具的细微之处展露无遗，我也因此积累下了一笔丰厚的感性认识。

我们这个社会经过极度的物质匮乏，但是当随着流水线开动起来，不停生产出来的东西充满世界后，你会发现盛载着历史，盛载着祖先的血汗、情趣，盛载着生命中最根基的文化的东西是很难再得到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社会上虽然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古家具交易市场，北京专营古董的店门前几乎都挂着这样一块牌子：“本商店只接待外宾”，一车一车的古家具流向国外。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壮的勇士，像堂·吉诃德一样，一个人站桥头，面对着千军万马。很多人倒来倒去，最终目的是赚钱，我当时真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留下来?我如果有喝退千军万马的能耐就好了。可是我能力有限，但不管怎么样，我给国家还是留下了几件家具，最终是归到博物馆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