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地域之分来区别古典家具流派，京作家具的出现年代虽然晚于“广作”、“苏作”，但其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广作用料充裕、苏作做工精良的特点以及多种工艺于一身，并且经过皇室贵族的使用习惯的选择，更具奢华威严的帝王之气。京作古典家具的出现，是当时木作工艺发展成熟的结果，也成为研究清代技艺水平、生活习惯的可靠参考物。在如今市场上，京作家具已经成为北京市场上一支重要产品类别。诸多北京企业在传承的基础上继承优秀传统技艺，并将“京作文化”与现代人生活联系起来，生产出不少当代京作代表作品。

盛世之下的宫廷之作

明朝张瀚曾经著有《松窗梦语》，曾在章节《百工记》中这样描写明代北京的器物：“自古帝王都会，易于奢靡……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饰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其实，无论哪朝哪代，帝王之都往往拥有最奇巧繁华之物，作为“精巧器用”代表的家具，其精华也往往汇于帝都。传承至今的“京作”家具，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在明代以及前清，苏州地区一直是家具生产中心，入清之后，广州逐渐成为主要产地之一。宫廷皇室所用家具，往往从各地招募技艺高超的工匠制作，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京作家具，一般以清宫造办处所制家具为主。造办处中设有单独的木作，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德生考证，由于当时广州工匠技艺高超，又在木作中单设一“广木作”，全部由广州工匠充任，所制家具带有浓厚的广式风格;此外，在造办处也有江南地区招募的优秀工匠，其做工又趋向苏式。“京作”沿袭了两大流派的特长之处，再因为是皇室、贵族生活起居的特殊要求而制作，追求体态豪华，呈现出凝重宽大、雍容华贵、气象威严的特征。

在清代初期，清代家具基本上沿袭了明代家具的风格，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国力昌盛，经济及手工业的发展，再加之统治阶层好大喜功的心理，清代家具呈现出“精雕细嵌、雕繁刻复”的风格。能工巧匠们利用来自海外的珍贵木材，融汇多种工艺技艺，制作出了大量艺术效果瑰丽的家具产品;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被传教士传入宫廷，宫廷建筑、器物用品都兴起了“西洋热”。当时建造的圆明园中，西洋建筑进入皇家园林，与之风格相协调的家具应运而生;洛可可风潮对当时家具等艺术品的影响，也让京作家具独具特色。在吸取多种流派的优势、参考宫廷使用习惯帝王改造意见以及对“西洋之风”引用借鉴的背景下，“京作”家具应运而生。

皇帝参与设计的宫廷家具

京作家具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宫廷造办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经过皇帝“亲力亲为”的设计。在胡德生所著的《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一书中曾经表示，在造办处档案中，经常有皇帝看过家具图纸提出修改意见，制成小样后再向皇帝呈览的记载。据考证，《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员外郎海望传旨：着做抽长花梨木床二张，各高一尺，长六尺宽四尺五寸，中心安抽屉。用铜做床刷子，高九寸。钦此。……于十九日做得抽长床小木样一件。员外郎海望呈览。奉旨：腿子上做顶头螺蛳。钦此。……员外郎海望画得花梨书格样四张呈览。奉旨：尔照此六个抽屉的画样做花梨木书格四个，其余三张每样做一个，共做七个。钦此。”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皇帝对家具尺寸、用材、纹样、形制都详细指导，这出于皇帝自身的喜好偏爱，无形中对家具有着最终影响。在《造办处活计档》，也有着雍正、乾隆等多位皇帝对家具、景泰蓝、雕刻等多种工艺的指导意见，可见当时的宫廷艺术技艺最终风格受“皇家口味”影响巨大，这也成为区别于广作、苏作的重要人文因素。

相比广作和苏作，当时的京作家具有自己的特点：较广作家具用料小，与纯粹的苏式家具相比，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家具较江南地区用料要大，而且没有使用其他木材拼凑的现象;在用材上，紫檀和红酸枝成为宫廷家具的主要用材，兴于明代和前清的黄花梨反而用得相对少了;除此之外，京作家具在纹饰内容、雕刻工艺、镶嵌工艺等方面与明式家具相比更加丰富。

由于皇帝的干预与指导，出自于皇宫的宫廷家具引导着王公贵族竞相模仿，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让宫廷家具逐渐影响民间，京作家具开始被大众认可，并奉为主流。至今，经典的京作家具大多藏于故宫、颐和园、王府或博物馆，也成为专业人士研究当时皇家贵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可靠考证。

传承发扬的京作家具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嘉庆、道光以后逐渐流散于民间。在清朝晚期至新中国成立前期，各类传统艺术在社会环境的动荡失落，京作家具也不能幸免。大量京作早期的精美家具落入民间，而民间仿制、修理宫廷样式家具风潮渐起。晚期的京作家具在材料、结构、工艺等方面大多粗劣而制，并不能代表京作家具的技艺水平。在古典家具之风渐开的上世纪90年代，京作家具在多家北京企业的努力下又重归市场。目前，京作家具已经成为北京古典硬木家具的一张名片，也被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北方消费者认可。

在传承京作家具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京作家具历史和特点有深入了解，很容易将庞杂的元素通通附加到家具上，例如民国、元明时期的家具元素。元亨利硬木家具董事长杨波表示：“古典家具在传承的过程中，有几个元素是不能丢的，那就是榫卯工艺不能丢，框架结构不能丢。否则是浪费红木材料，虽有新意难言创新，做起来是‘四不像’”。

从时代需要出发，传统的京作家具在造型上也与当代人的生活环境与时俱进。在目前市场上，很多企业选择对古典家具原有尺寸进行改进，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

红博馆总裁曾永杰表示，京作家具受宫廷文化影响至深，其造型肃穆端庄大气，用材奢侈，一直延续至今形成特有的皇家特质，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除继续保持其独有的特点外，更注重实用性的改善。他说：“北京的企业就要尊重区域化的发展喜好，京作家具历史悠久，技艺精良，在北京被消费者认可，红博馆所展示与整合的产品主要以京作为主。要传承好京作文化，就以文化传播为先。京作家具带有历史厚重感，北京市场可以称之为其‘主场’，更应被市场重视，被业界奉为经典。”

■ 京作解析

用材 贵黑不贵黄

在明代以及清朝前期为主流的明式家具，用材基本以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这四大硬木为主。以自然色泽与纹理为美是明式家具的基本审美取向，这些木材的纹理、色彩本身颇为清丽，尤其是黄花梨木，本身色泽橙黄，纹理如行云流水，飘逸动人。而宫廷家具为代表的京作则喜豪华富丽，在木材选择上更倾向于深沉色彩。例如紫檀木深沉静穆，一度成为宫廷家具用材首选，在乾隆年以后，一种新的木料进入了清宫，这种木料称为“海梅木”，而以“海梅木”制成的家具则称为“红木家具”，其实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酸枝木”。酸枝色泽深红至紫红，也是深色用材，紫檀和酸枝，成为京作家具当时最为主要用材。

当时的宫廷家具“贵黑不贵黄”也有原因，由于在明末清初，黄花梨等木材已被大量用于硬木家具制作，由于存世量有限，到了清中期几乎用罄。因而，清中期以后，紫檀木、酸枝木被大量进口，以至于部分宫廷家具使用黄花梨，而在表面染上深色漆，以迎合当时的用材偏好。

工艺 工不厌精

诞生于宫廷的京作家具，由于皇帝的亲自监督，工艺水平达到“工不厌精”的程度。其榫卯工艺、雕刻、烫蜡技术非常严谨，至今被许多生产厂家沿袭。在制作过程中，严格按照“煮料—自然干—开料—烘干—选料—制作”的流程，达到家具变形、开裂、收缩的最小化;木工工艺完全按照明清传统的榫卯楔枨结构;雕刻工艺讲究龙腾凤舞、虎威狮武、物静人动。在方方面面，京作红木家具都透着浓浓的皇家“京味儿”美学意蕴。

纹样 龙纹独具特色

京作家具纹样繁多，包括龙凤纹、神话纹、树石花卉纹、几何纹、博古纹、吉祥纹等。其中，象征帝王的云龙纹用得最多。常用的龙纹分为常规写实和变体两种，故宫太和殿中的金漆雕云龙纹宝座属常规写实型，能分辨龙的形体结构;而“拐子龙”“草龙”等则为变体龙纹，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在一段时期，京作家具将商周青铜器与秦汉石刻艺术引进家具，在造型和纹样上都颇有博古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

装饰手法 奉为艺术品的多重装饰

北京装修了解到传统家具的雕刻艺术与镶嵌艺术在京作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雕刻方面，京作家具与广作颇为相似，除一般的浮雕、透雕，圆雕也颇多使用，很多家具以威严表象为美，以外观艺术追求为先。除此之外，京作还常用漆雕，即在家具表面刷上多遍色漆，使其逐层堆积，然后在一定厚度的色漆上剔雕，形成层次分明、逼真立体的图案效果。雕刻施雕面积往往比较大，有的甚至通体施以漆雕。

镶嵌艺术在京作家具装饰上多有运用，比广作家具更加多样化。所镶嵌物除了木材、大理石等，嵌丝珐琅、嵌骨、嵌瓷、螺钿嵌、百宝嵌等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京作家具形成了气派豪华及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的显著特点。

造型 追求浑厚威严

京作家具造型上追求雄浑、稳重与清宫的建筑及工艺陈设品的风格都保持了一致性。清乾隆年间，兴起一股仿古热，京作家具引进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元素，形成新的造型形式。如一款鸡翅木仿青铜器供桌，桌面长方平直，面下有束腰，腿足挖缺。在造型上仿青铜方鼎，四腿微微外展，为“爵式足”。四角与腿足出戟并浮雕出宽而挺括的拐子纹。(新京报)